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担任中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朱德领导中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开国元勋和中纪委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亲自纠正党员干部违纪案件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1950年3月9日，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目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建国伊始，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考验。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党员由300多万人发展到450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也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另一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央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1950年5月31日，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干部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致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朱德（中）和毛泽东（右）、宋庆龄（左）一起接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代表。

建议纪委要配专职书记

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1952年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且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纪委第一任书记朱德（中）和贺龙（右）、叶剑英（左）在一起。

1月26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1951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做，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规定：第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在检查和处理案件时，党委应予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第二、要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应该健全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第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

2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

1952年6月22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16.5%，其中有2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

报告提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形成奉公守法的观念。6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转发到省、军级以上各级党委。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根据中央意见，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到1953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了重点复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火行为和处理中的偏差作了严肃的纠正。朱德将这一工作情况，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写了报告。

高饶事件发生后，大力倡导党内团结

1953年，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朱德对党的这条总路线由衷拥护，并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

1953年11月，朱德主持召开第二次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11月11日，他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总任务，是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彻底实现，这是“纪律检查工作部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具体来说包括四项基本任务：第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第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第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第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0年6月，朱德和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休息时交谈。

1953年底起，中共中央内部开展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后不久，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这样严重的斗争，这是朱德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后来说：“直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面目，认识了反对高饶斗争的严重意义，并坚决地拥护这一斗争。”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朱德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

朱德认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为了肃清高岗散布的“军党论”的错误影响，朱德多次在军队干部的讲话中强调，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1955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朱德再次作了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发言，要求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朱德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195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5月6日，朱德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在这以往的5年多时间里，朱德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段时期内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中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