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总司令---纪念朱德诞辰133周年

朱德（1886年12月1日－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2月1日，是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同志诞辰133周年纪念日。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 朱德于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琳琅山脚下的李家湾。他家正好面对琳琅山脊上一个突起的山包。由于山包从远处看非常像一个古代官员的帽子，当地百姓把这一能保佑人升官发财的山包称为“官帽”山。朱德就是从“官帽”山脚下投身革命，以一个农民的质朴和军人的气质，成为滇军少将旅长、中国工农红军之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直至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一、投身革命，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    朱德出生极其贫寒，但家里还是希望靠省吃俭用培养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所以在朱德19岁时，终于有机会从“官帽”山到了仪陇县城，参加了清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为升官而举行的科举考试——乡试。尽管在最后顺庆府的1000多人府试中，他脱颖而出，但此时的朱德，已决心“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经过一番曲折，他终于在1909年11月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勤学苦练，多数学科的成绩都很优秀，术科尤为突出。1911年8月，朱德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统领的新军第十九镇一个连级单位任司务长。不久，他就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起义，并在滇军中由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一直晋升为团长，特别是在开远、蒙自、个旧一带，他带领着他一手培养起的部队在重叠的山峦、酷热的气候、流行的疫病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土匪武装作战，取得了宝贵的流动作战的经验。1916年2月，在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时，朱德又率领他所熟悉的团队，利用夜战、白刃战、迂回侧击等战术，为取得四川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奉命进驻泸州、叙府后，朱德面对的是军阀的连年混战，国事日非。1917年8月，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升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这期间，他在治军之余，不但细读了《史记》、《三国志》，而且经常阅读《新青年》和《新潮》等进步刊物。并经常赋诗唱和，抒发他“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重在农商”、“誓拼热血铸中华”的革命情怀。不久，滇军又被四川军阀击败，朱德也辞去了军职，继续寻找革命出路。
   几经周折，几多风雨。朱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作为军阀混战中走出的一个滇军将领，朱德要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经过更长时间的考验。因此，拒绝了朱德最初的入党要求。面对困境，朱德没有气馁，甚至决心到欧洲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在德国，他遇见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于1922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表示：“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作军事运动，确实成了朱德的追求。在德国由于参加声援中国的五卅运动，被德国警方拘禁并吊销了护照，而无法在德国学习，朱德决心去莫斯科继续学习军事。由于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还被任命为学习班队长。并根据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战术，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武装斗争的想法：“部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部队上山”。

    朱德在莫斯科刻苦学习的同时，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高潮也召唤他早日回国。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向长江流域推进之时，朱德由国外回到了上海，并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9月中旬，北伐军直捣汉口，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朱德也根据党的指示，到达万县争取与他在滇军时一起工作过的杨森参加国民革命军。9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同时委任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
   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不久，杨森就接受了朱德的劝告，正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委任。此时，朱德又与刘伯承等人一起组成了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研究制定了由刘伯承担任总指挥的泸（州）、顺（庆）起义计划。坚持5个多月的起义失败后，朱德又遵照组织决定，利用滇军老关系去江西南昌作军事运动。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且二人的学业都很优秀，当时被誉为“模范二朱”，后来，他们又一起在滇军共事多年。朱德到南昌后，很快就有了新的官衔。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朱德利用了这些合法身份，积极组织和开展了他所喜爱的“军事运动”，支持和保护了当时正处于高潮的工农革命活动。在军官教育团，朱德采用新的教育方法教育学员，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教育团里还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达到几百人之多。朱德领导下的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成了中共培养军官和军事人才的基地。

二、高举“朱毛”工农红军胜利旗帜

‍‍     正当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公开背叛革命，开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对敌人的疯狂，共产党人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朱德遵照中央指示，积极在南昌地区准备重大军事运动，掌握了南昌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起义前夕，中共前敌委员会交给朱德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利用朱德的“旧谊”，宴请朱培德留在南昌的几个主力团的主要军官。朱德根据党的指示，一直把这些军官拖到晚上九点以后。
    8月1日，共产党人终于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点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火焰。起义的第二天，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共编为三个军，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因军长没有到位，朱德的官衔很快就升至军长。第九军是以南昌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警察局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吸收了一部分工人和学生，当时只有几百人。
    起义取得的最初成功，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震惊，立即下令从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调集军队围攻起义军。起义军不得不撤离南昌南下。朱德率领第九军作为起义军南下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和敌人进行实际作战之时，就让蔡廷锴拉走了一个师。到瑞金以北的壬田时，又遇到国民党军钱大钧的阻击，尽管多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部队的减员却很大。到10月6日，朱德才率领余部会合了从潮、汕方面退下来的仅剩200多人的起义军主力。
    南昌起义时，起义军达到3万多人，但两支力量会合时仅有2000余人，而且起义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都因部队溃散而不知去向。在革命的危难关头，朱德凭着对革命的坚贞热忱，凭着他宽宏大度、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品德，凭着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起义军，保存了革命火种。他落地有声地说：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已经点燃了革命之火，这面旗帜绝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朱德首先制定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作战方针，他率领余部决心甩开敌人重兵，隐蔽北上。最后，历经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到达赣南天心圩时，部队已经仅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政工干部中主张继续坚持战斗的只剩下陈毅一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朱德及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接着，乘湘、粤、赣军阀混战之时，部队又在粤、赣边界的大余地区进行了整编。为了隐蔽，部队暂时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参谋长王尔琢。之后，朱德又在赣南崇义县的上堡一带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但是整个部队仍面临着严重困难，不但给养无法解决，弹药越来越少，而且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非战斗减员逐日增加。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已成为巩固部队、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问题。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到上堡，表示愿意联合反蒋。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后，就同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
    朱德和陈毅等同志研究后，认为与范石生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向全体党员讲明了与范石生合作的目的和意义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下与范石生合作。由于朱德采取了这一“大胆策略”，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特别是部队开到广东韶关的犁铺头后，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新的技术和战术教育，使官兵增强了体质，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2月中旬，朱德不仅见到了毛泽东由井冈山派来的何长工，也收到了中共中央给他的信，要他加强与毛泽东联系，同时指示他在部队成立党的师委会，由他担任书记，部队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以第一师为主力，在湘南一带打败了国民党独立第二师许克祥部，智取了宜章，发动了参加群众达100万人的湘南总暴动。到最后离开湘南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前，朱德的起义军已达1万多人。
    在朱德率部奔向井冈山同时，毛泽东也亲自带领一部分井冈山的部队下山接应朱德上山。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终于率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这一会师，使毛泽东、朱德分别带领的具有北伐战争光荣传统的起义部队聚集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

三、挑起扁担，漫漫征程龙腾虎跃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峰峦巍峨，层岩叠嶂，山高、林密、路险，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根据地。在井冈山一带，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红军，先后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最后“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红军在井冈山立足不久，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甚至在经济上也对井冈山进行了封锁。为了打破敌人封锁，解决山上粮食短缺问题，红四军发起了下山挑粮运动，农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担，带头参加，每次100多里。在敌人疯狂进攻的同时，红军的战术也愈加成熟，朱德还和毛泽东一起总结出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红军的战略也随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从1930年初，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频频发起攻势。1月攻占乐安、永丰，3月强攻赣州，力克南康，4月占南雄、信丰、会昌。6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第一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后，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此后，朱总司令的称呼不断为军民所熟悉，“红军之父”也是广大军民给朱德的最高赞誉。

在朱德被任命为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就相继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反“围剿”中，朱德和毛泽东以“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从中间突破，在龙冈地区全歼“分进合击”的国民党第18师，生擒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多人，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二次反“围剿”中，面对敌人20万兵力，朱德和毛泽东仍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提出先打弱敌，在16天的时间里，横扫700里，5战5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干净利索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面对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30多万国民党军，朱德和毛泽东仍以“诱敌深入”为作战方针，避敌主力，指挥三万红军战士，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朱德以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作战实践，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朱德以他崇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遭到排挤，离开了红军。当蒋介石自任“剿匪”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时，朱德和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在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路的方针，在黄陂、草台冈战斗中一举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关枪300挺，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蒋介石也感叹：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朱德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善于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从理论上总结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原则。1931年7月，他相继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怎样指挥和掌握军队》、《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怎样学习山地战斗》、《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等，文章不但继承了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了建设铁的红军的基本条件，而且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了“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等著名论断。
然而，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左”倾路线开始贯彻。特别是德国人李德抵达苏区后，在军事上一意孤行，错误指挥，不接受朱德等红军将领的正确意见。结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虽经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未能打破“围剿”，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却和毛泽东一样，不得不离开了他亲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离开了洒满红军战士热血与汗水的土地，踏上了更为艰难的征程。
长征初期，红军接连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抵达贵州遵义。在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朱德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首长。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在作战中，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朱德高大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他亲临前线指挥，表现出了一名高级将领指挥若定的大无畏精神。

四渡赤水后，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先后巧妙地渡过乌江和金沙江，接着，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终于于1935年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然而，两军会师的喜悦很快就被战略方针和行进路线的争论所冲走。朱德同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向川、陕、甘前进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而张国焘却会上同意，会后拖延，最后竟向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发出了与中央相左的命令，提出“向南进攻”、“首先赤化四川”、“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

当时，朱德总司令正和张国焘一道共事，朱德一贯宽宏大度，谦逊礼让，而张国焘却妄自尊大，专擅用权。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朱德表态支持自己，朱德却鲜明提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当张国焘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关系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四、率师抗日，在敌后战场运筹帷幄

    红军主力汇集西北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朱德出任了另一官职：中央军委特设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
    1937年4月12日，他在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很宽。他又在《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中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要领导中国革命，红军要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军事技术，反对军阀主义，做好友军工作。6月9日的白区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将起很大的作用，要准备培养一批会打游击战的干部。这些论述，实际上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作战方式、作战时间、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高超的预见。
    日军对卢沟桥进攻的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及时通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7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关于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8月22日，蒋介石依据达成的协议，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又将第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朱、彭分任正、副总司令。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军委前方分会，朱、彭分任正、副书记。9月6日，朱德率部挥师东进，踏上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征程。

朱德挥师山西之时，正是山西告急之时。他在太原与阎锡山会商八路军游击地区等事宜后，即于9月23日匆忙赶往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布置平型关作战。他电令林彪，立即向平型关、灵邱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25日，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林彪率第115师在平型关大捷中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

朱德指挥八路军坚决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甚至于1938年2月，他亲自指挥担负警卫和通信任务的两个连，为保卫潼关和临汾的大批军需品，而与日寇激战4日3夜，毙伤敌300多人。他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地关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1937年9月他建议创建晋察冀边区，1938年11月，又亲自率总部和第129师挺进晋东南，进行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还对打击日寇的作战原则进行了极具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总结：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

临汾失守后，国民党于3月初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一部外，还指挥国民党军7个师。4月初，日寇就出动3万多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朱德灵活运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战原则，以一部钳制多路来犯之敌，而我主力则把苫米地旅团压在八路军预设的河谷里，将敌截成数段，一举消灭日军2200多人。在其他各路日军后撤之时，东路军各部又乘胜反击。此役共歼敌达4000多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朱德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的方针，于1940年上半年坚决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返回延安前，率领的八路军已由原来的3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游击战争从山区发展到平原，还开辟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

返回延安后，朱德直接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系统总结了他在华北敌后两年多的抗日经验，和毛泽东一道指挥我军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敌伪顽三方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极为艰苦的日子里，他还投入大量精力指导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他提出军垦屯田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并直接指示359旅好好开垦南泥湾。

五、革命到底，人民的总司令为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一切民主力量，无疑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面对又一次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在这一场决战中，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再一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期间，朱德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远见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在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后，朱德又和刘少奇一道，先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青（县）沧（县）、保（定）北战役，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大胜，攻克了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经过苦战，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朱德和彭德怀以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共中央在进驻西柏坡不久，同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就历史地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总司令朱德同样以很大的精力考虑战略决战的时机和战场。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信心十足地说：20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从1948年8月起到1949年1月，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大战役的胜利，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已极为低落，但仍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负隅顽抗。对此，朱德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随着命令的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天堑，占领南京，直接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在党和政府中身兼许多重要职务，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基本上是以步兵为主体的单一兵种，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保卫祖国的需要。
    1950年9月25日，他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国防军。他亲自指导和领导了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重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的建设，狠抓了军队的后勤保障、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军事人才的培养。
    为表彰朱德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方面的卓越功勋，1955年9月，党和政府授予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名列元帅之首。毛泽东还亲自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病逝。他由一个佃农的儿子，成长为爱国将领，进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在峰火连天的岁月，他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征程上，他不计名利，呕心沥血，埋头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威武不屈，泰山压顶不弯腰，并誓言“革命到底”。